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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有责任心的捐资人，为了家乡的建设，不但贡献了资财，还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。
在总结了历次桥被毁的教训之后，他决定造一座水毁不了，火烧不了，兵撬不了的石拱桥，并捐银元3.4万元、田租250石。加上原桥会有资金2.6万银元，政府拨款和全县认捐，共筹银元25万元有余。在历代原桥址上游约50米处，修建起了一座长186.7米，宽8米，2台、9墩、10孔的石拱桥。
大桥由南社创始人之一的傅熊湘主修，陈碧元为工程师，桥侧建有引桥与状元洲连接，于1925年竣工。桥成之日，康有为挥笔题写“渌江桥”3字，傅熊湘撰写并手书的渌江桥碑文，均刻嵌于下首桥侧。
而这座石拱桥，是1949年前,全国少数几座县级民修公助的大型石拱桥之一，到现在，这桥也成了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横卧于渌水之上，和醴陵人一道，经受了近百年兵锋和洪水的洗礼后，依然屹立不倒，并且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都很难在醴陵人的心里褪色。
但是，老天仿佛是想检验一下这座大桥的倡修者、主修者、捐资者，经理人，工程师的责任是否尽到。就在稳稳当当的石拱桥建成的第二年，一场大雨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滚滚而来的洪水，让陈盛芳这个大桥的工程经理、最大的捐资者备受煎熬。
桥如果让洪水冲垮了，不但二十多万的银元要打水漂，全城人的希望，其他捐资者的信任，加上自己的声誉，都将随渌水西流。
滔滔西去的洪水哗哗地拍打着，冲刷着新建的桥墩，其声如雷，桥上几无行人。人们用惊恐，怀疑的目光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刚刚建起的石桥。
在这种目光里，陈盛芳走上石桥，在桥上一呆就是几天，任家人怎样劝说都坚决不肯下桥，他准备与桥共存亡，用生命来检验自己的责任。
大桥最终经受住了洪水的冲击，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渌江之上。欣喜之余，陈盛芳又掏出一万多银元，创办了醴陵第一家电气公司，让醴陵县城的夜晚鲜亮了起来，也让醴陵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除洋油灯之外，还有更让人觉得亮堂的东西。
民国29年，他在浦口的木梓市，独资创办了一所盛芳小学。两年之后的民国31年11月，复在醴陵县城的城东狮子坡购地22.2万平方米，兴建东方初级中学（醴陵四中前身），另捐田租1052石为办学常年经费。为此，国民政府教育部，颁给他“兴学育才”一等奖状，以奖励他为振兴地方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。
时光冉冉，转眼就到了民国33年，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，在成功进行了三次长沙保卫战之后，却在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湘豫桂战役中，由于疏于防范、战法老套，长沙沦陷了。
醴陵距长沙不过两百里，沦陷在所难免。为了阻止日军的侵略铁蹄，政府开始炸毁铁路和桥梁，渌江石拱桥也在炸毁之列。奉命而来的五十八军工兵团，在桥上开始埋设炸药，只等一声令下，摁下按钮，这座耗资巨大，工程艰巨，全城人赖以通行的石桥，就将沉入江底，再次陷入被毁的宿命。
时年，陈盛芳已七十高龄，风烛残年的他，当听说国军要炸毁渌江桥时，竟甘冒“资敌，通敌”之嫌，北上浏阳，找到五十八军军部，苦苦哀求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如果被戴上“资敌，通敌”的罪名，随时都可以被枪毙。
而此时，浏阳和醴陵尚未沦陷，但已有许多小股日军先行窜扰，如果不小心遇上这样的小股日军，小命必将不保。但为了保住渌江桥，风烛残年的陈盛芳，还是义无反顾地北上了。
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，军纪极坏，烧杀抢掠，几乎更甚于日军，所以，在醴陵有一句民谚；“宁愿日本鬼子杀，不愿五十八军扎”，这成了中国抗战史上，绝无仅有的一种怪现象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鲁道源当然不会听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的话。
无可奈何的陈盛芳回到醴陵，联络醴陵各地乡绅和头面人物，紧急上书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醴陵人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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